内容摘要：贸易逆差只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最终阻断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总之，中美经贸摩擦告诉我们，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适宜低收入阶段的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资理论，不再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开放实践，新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开放经济理论与开放发展战略。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经济全球化;经济学;产业升级;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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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这场经贸摩擦虽然发生在中美之间，但反映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互动机制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不同诉求的冲突。

　　●无论什么形式的技术转移，都不可能因为“强制”而产生持续的市场行为。美国政府把中美双方在市场上理性的技术交易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既不符合事实，也严重低估了包括美国企业家在内的外国企业家的智商。

　　●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但从根本上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前移，所遇到的阻力和打击会越来越大。这或许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之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发展经济学深入研究。

　　●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环境，要求我们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探索更高层次、更多元的开放模式，与世界上一切谋求发展的国家共同进步、共享繁荣。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它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其理论视角是一种长期性的发展视角，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视角。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对于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需要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一，发展经济学从中美经贸摩擦中看到了什么；其二，有没有可能把中美经贸摩擦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其三，中美经贸摩擦给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课题。

　　发展经济学从中美经贸摩擦中看到了什么

　　贸易逆差只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在传统上，一种商品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所经历的各个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即创造价值的整个链条都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价值链从单个企业的内部拓展到企业之间，进而跨越国界延伸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投资、生产和贸易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也正是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关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除了受该国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影响外，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就越是靠近低端。第二，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位置越远的国家之间，产业的互补性越强；相对位置越近的国家之间，产业的竞争性越强。第三，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位置逐渐向高端移动，其移动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各行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中高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禀赋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多为附加值较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消费品和最终产品。美国则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出口中国的主要是飞机、汽车和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也就是说，在发展初期，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样的贸易关系也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即，以国际贸易推动促进经济发展，谋求贸易顺差以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获取国际资本缓解国内资本的稀缺。同时，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也证明，在低收入阶段，以资源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一项重要战略。

　　然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随着经济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再丰裕，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资本不像发展初期那样稀缺，技术进步也开始从主要依靠模仿转向创新。根据萨缪尔森（2004）的逻辑，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必然会改变它在国际经济中曾经拥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使得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前移动。于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减弱，而竞争性逐渐增强。

　　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最终阻断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可见，贸易逆差只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与他们所指责的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非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至于美国在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发生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则是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关系中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外商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从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是互利合作的理性选择。无论什么形式的技术转移，都不可能因为“强制”而产生持续的市场行为。美国政府把中美双方在市场上理性的技术交易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尊重包括美国企业家在内的外国企业家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严重低估了外国企业家的智商。

源地址: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