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对外开放的高峰期，即唐朝和宋朝。而这两个朝代对外开放的形式是不同的，从两位诗人的诗作可窥一斑。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了大明宫殿的华丽、帝王的尊严和四海臣服的大唐气象；北宋翰林学士李邴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描绘的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帆樯如云，商贾辐辏的繁华商贸景象。唐朝是“万国来朝”的帝王荣耀，而宋朝则是“万国通商”的经济繁荣。宋代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对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达到了历史新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市舶法》诞生了,比1651年英国颁布的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条例》早了571年。
空前繁荣的宋代对外贸易
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造船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已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宋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宋朝出海商船的数量之多、吨位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宋朝建造的船有客舟和神舟，宋朝画家徐兢曾跟随宋使出使朝鲜，他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述了这两种船的大小及具体构造，他描述说，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 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 一斛为十斗。神舟比客舟要大得多，他描绘道：“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梦粱录》也有记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料”是古代造船计量单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尺）。
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推动了宋朝对外贸易的蓬勃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中国沿海港口迅猛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宋太宗赵光义极重视外出招商，据《宋史》记载：“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宋高宗赵构尽管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对外招商却不遗余力，发明了“以商招商”。绍兴年间，阿拉伯商人蒲亚里长期在中国经商，赚了一大笔钱，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于是不想回国了，想定居广州过幸福舒适的日子。高宗知道后命令地方政府官员劝说蒲亚里回国，去那里宣传宋朝的招商环境和优惠政策，招揽更多的蕃商前来贸易。
源地址:汉丰网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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