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谁都不能不承认，上书言事者多数都是赤胆忠心的，多数都是为国、为民、为天下计的仁人志士。对于那些言之凿凿、持之有据的言论，当然应当充分吸纳，以求国是。
写下这个标题，顿时觉得中国古人非常伟大。“言者无罪”这一成语居然语出中国古老的经典《诗经》，其言有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由此，我联想到宋代陆游《避暑漫抄》一书的记载，宋太祖时，“密镌一碑，碑中“誓词三行，……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同样又联想到宋代。宋代从公元960年起到1279年南宋灭为止，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代，经历北南两宋，共十八位皇帝，时间跨度达319年。就北宋而言，从公元960年后周的陈桥兵变，拥赵匡胤为帝建立北宋，到公元1125年金国南侵北宋灭亡，历经165年之久。北宋绵延一百多年，整个宋代能够绵延三百多年，与此碑刻有多大关系无法考订，但是宋太祖这一碑刻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无法否定的。
谁都不能不承认，上书言事者多数都是赤胆忠心的，多数都是为国、为民、为天下计的仁人志士。对于那些言之凿凿、持之有据的言论，当然应当充分吸纳，以求国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也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人勇敢地上书言事，幸莫大焉。不仅在帝王时代，是君之大幸，在任何时代，都可谓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在所有的言事者中，有没有说得不妥当的、不中听的，一定有；有没有别有企图乃至心怀不轨的，也许有。但是，即使面对不当言事者，乃至别有用心、心怀不轨者，都不必大动干戈，更不必大兴责罚。试想，任由谁也不会平添烦恼要去上书言事，乃至惹火烧身。不管不当言论者是别有用心者或是心怀不轨，他们表现出来的言论都是不当言论。对于其不当言论，也当认真听取，以作了解民意的管道。对于其不经之论，他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不必为意，一笑置之即可。如果当权者不恰当地责罚了言事者，就必然会阻挡言路。尽管惩罚的是不当言论者，但是后果可能是，连说真话、献良策的正人君子也会欲言又止。任何真话都听不到，国家也就危险了，对民族，对人民就会是灾难。所以，为了听到真话，就必须谅解那些不当乃至错误的言论，宽容那些不当言事者。
在当代社会，从法学上讲，我们可以将上书言事称为言论自由或者表达自由。既然是表达自由，当然要允许自由表达。对于这种自由表达，当然不必追责问责。更何况他们的言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为国策的。国策的形成还有一系列的决策程序乃至民主程序、立法程序，还会经过更多智者的审视与批评。经过了诸多程序，经过了审视与批评而采纳的言论，已经不再单纯是言事者的主张了。即使出现了错误要追责，恐怕也是追决策者的责任。这种言论观、自由观、法治观、民主观，显然是近现代才普遍得到世界各国法律所确认。在中国的宋代，甚至在中国《诗经》形成的先秦时代，居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作为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我骄傲、我自豪。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未来，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018-04-09 来源：人民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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