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应建立一种双循环驱动的城镇化新模式，要高度重视城市内部的财富创造的内循环，尽快建立城市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外部贸易的大循环。
　　传统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即空间的扩张和蔓延。一些政府过分追求城镇化指标，利用行政力量，片面做大城市规模，使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目前，我国城镇化在许多硬件方面都已超越发达国家，但我们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滞后，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毫无疑问是“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不仅扭曲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并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结构。因此，新型城镇化应尽快实现由“化地”到“化人”的转变，这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建立区域财富创造的内循环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将城市发展划分为“城市营销”与“准城市国家”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种无情的零和游戏。地方政府利用低廉的工资、温顺的劳动力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减免税收、免费土地、津贴等来吸引外部投资。第二种模式是“准城市国家”，它关乎区域未来的发展，主张一种相当程度的自治。他还提出可持续发展与地区财富创造的问题。城市—区域不可能期望从自身外部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动力，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固地给予它们自身内部的天赋资源。
　　城市营销理念对我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发展影响深刻，许多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第一政务，为了招商引资扭曲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不顾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严重忽视了区域和城市内部的财富创造问题。如果区域财富创造的内循环建立不起来，从长远来看外部贸易的循环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建立一种双循环驱动的城镇化新模式，要高度重视城市内部的财富创造的内循环，尽快建立城市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外部贸易的大循环。
　　实现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达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达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为6.2%，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为10.2%。我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成分后，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呈现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下降更快。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偏低，我国消费率太低，内需市场无法启动。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也是偏低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率较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严重失衡。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1%，资本形成率为48.3%，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5.7%。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7%（美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2011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3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多个百分点。
　　基于此，笔者认为，外部市场的萎缩和结构变化将倒逼我们去改变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前的消费与投资分配比例主要支撑着出口和投资驱动发展城镇化模式，如果转为内需就需要相应推动投资消费比例的改变，否则启动内需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时也需要围绕着消费社会的建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县域城镇化
　　城市空间扩张蔓延导致了扭曲的“非均衡”城镇化空间格局。2000—2009年，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分别由40个和54个骤增到60个和91个，其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由38.1%和15.1%增加到47.7%和18.8%，而同期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数量分别由217个和352个变化为238个和256个，城市人口比例由28.4%和18.4%下降到了22.8%和10.7%。另外，快速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农村生产要素剥夺的基础上，导致我国农村快速空心化和农村人口主体的老弱化。
　　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改变城镇化的空间模式，遵循宏观位置级差地租的客观规律，不能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忽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不断地优化大城市的发展，加快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包括县城）—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框架的城镇等级体系。要科学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及中心村的建设特别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县域城镇化作为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
　　从发展目标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应实现由“一维”经济目标向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目标”的转变。无论是“一维”还是“二维”对城镇化的理解都有失偏颇。长期以来，我们的城镇化是简单的“一维”城镇化，以牺牲社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但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结构的限制，其发展速度必然要降下来。这是因为由于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还受到社会公正和控制生态环境恶化因素的制约，使得发展会产生“外部不经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二维空间”，更低于“一维空间”的发展状态。
　　综上所述，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生态结构具有相互制约性和促进性。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要有合理的社会结构来支撑，同时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受到合理的自然生态结构的支撑。畸形的经济结构必然伴随着畸形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结构。新型城镇化必须要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三维目标”下的高级协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源地址:和讯网